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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现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和升曙梦有关俄国文学的论著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很多研究者都参考、移植、甚至原封照搬其中的观点及论述，其中一些观点和评述都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陀氏研究的基本论调和研究范畴。
关键词：勃兰兑斯；升曙梦；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简介：丁世鑫（1975-），男，山东济南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主要研究成果：《“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的基本定位》（《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3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遭受冷落的原因探析》（《理论月刊》2009年第1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概述》（《理论月刊》2006年第3期）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8-0014-03
中国现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的介绍与研究，大都得益于外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在当时评介者缺乏详细、系统的资料的前提下，这不啻是一条捷径。很多学术性的文章都显露出借鉴的巨大痕迹，可以说一些基本的、影响深远的关于陀氏的看法，如果深追的话，都可以找到国外的“母体”。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学者的评论基本上都局限在对陀氏生平创作和作品故事内容的综述，面对陀氏深邃、巨大的艺术空间，整体上显得隔离而疏远，因此，国外的有关论著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适时地满足了陀氏作品传入中国后急待阐释的需要，也为国人能够感受到陀氏那个复杂宏大、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和契机，在这其中，勃兰兑斯和升曙梦的著作无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勃兰兑斯及其《俄国印象记》
勃兰兑斯在中国现代的译介活动中，是最享盛誉的外国文学批评家之一。陈瑕在《布兰兑司》一文中指出：“布氏不仅仅是丹麦一国的伟人，是世界的伟人，世界的大思想家大文豪，现代欧洲文坛的一颗大明星”，其专著“都是现代欧洲评论坛第一派著作”。郑振铎在《丹麦现代批评家勃兰特传》一文中也给以勃兰兑斯高度的评价，称：“批评家是文明的解释者，是一派的思想的代表者，他用光耀的、鲜明的新光明照耀一切的旧现象。这种人实是最高贵的、最少数的……在现代则有佐治.勃兰特”。
除了六卷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广为时人所熟知以外（该书1936年――1939年曾由韩侍桁翻译，商务印书馆逐卷出版，但未出齐），勃兰兑斯还著有一部专门论述俄国社会背景，历史文化和文学的重要作品――《俄国印象记》，也是时人心目中的杰作。
该书以一半的篇幅概论了俄罗斯文学历史的发展及其代表作家的创作特色，对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重要作家的思想和著作都作了精到的论述。作为作者深感兴趣的作家，陀氏也被重点地介绍和论述。著者在广阔的俄罗斯文化背景下，以其睿智深邃的目光，深刻独到地揭示出陀氏的哲学思想、性格气质和创作个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对陀氏的引介上，该书产生了积极性的作用，可以说，搭起了一座国人了解陀氏文学的桥梁。郑振铎指出：“勃兰特就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论《俄国文学的印象》，研究……杜思退益夫斯基……诸人，其所论比别的专研究俄国文学的人所论的更精到而且伟大；甚至比以他的‘Le Raman Russe’一书而博得四十名人的一个座位的孚格所论的更精到而且伟大”《小说月报》早在1922年就撰文向时人隆重推荐此书，指出：“此书第二部《文学印象》的第六章即专论陀氏者。虽然仅是全书的一部，然而以我看来，是可以独立的。布氏的批评是有价值的，那不用说了”；1933年，易曲将本章译成，名为《陀司妥以夫斯基论》，发表在《新垒月刊》第2卷第5期上。
中国现代很多关于陀氏的研究者都引用过该书的论述。比如沈雁冰在《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一文中就援引此书的观点――“他从前对于人生是悲观的，现在乐观起来了；从前赞成革命，现在不赞成了，甚至感谢俄皇把他流至西伯利亚。再者，他借此晓得了俄国人民之内在的生活，他们中最堕落的人也时常放出‘神的火花’来（勃兰兑斯：《俄国印象文学》第六章）”――介绍了陀氏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对其思想的影响；而沈文所谓的“他（陀氏）的对于人类灵魂的发现――最卑污的生活里也蕴藏着‘神的火花’”的观点显然就受到了这段论述的启发。
田汉的《从〈罪与罚〉的世界到〈马戏团〉的世界》一文在赞扬陀氏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题材之际，也引用了勃兰兑斯的评介：
“他终能替当时受难的俄罗斯描画出这样惨痛的形象来。这不可逼视的惨痛的形象使前世纪大批评家布兰迭斯说：‘假使这社会真像这个样子，那么在爱正义的青年们的心里会涌起激烈的思想是毫不足怪的’”。
周扬在《忧郁的文学》中指出：“在沙皇统治的阴郁条件下，俄国生活的创伤的记述成了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朵斯退益夫斯基的细察毫毛的心理的解剖，都带着阴暗忧郁的影子和沉重的哀伤的感觉”，随即引用了勃兰兑斯的观点――“当朵斯退益夫斯基表现同样忧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心对那些被践踏的人们和大罪人表同情”――作为其论点的辅证。
汪惆然对陀氏小说的“戏剧性”的分析也分明渗透着勃兰兑斯的影响，他说：“陀氏小说的戏剧的趣味也很浓厚，这大半是因为他善于运用对话”；勃兰兑斯的阐述是这样的：“他有的是敏捷的对语、会话；就这一点说来，一切都是戏剧性的”，不难看出，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勃兰兑斯对陀氏作品中所宣扬的“奴隶道德”的抨击就成为周立波延安鲁艺《〈罪与罚〉讲稿》中的主要论点；他所指出的“（陀氏）发现在每个人之中，甚至在那些堕落得最深的人们之中，有着某种可贵的东西，不论他们那一切的邪恶”的论断竟成为当时国内陀氏研究界的一种共识；他所诟病的陀氏艺术上“叙述风格的不完美”、“过于冗长”、“人物不自然”等缺陷也频频被时人所提及.
以上不难看出，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在当时几乎有着教科书的职能，对时人而言，参照这本书的材料和观点来引介陀氏是一种自然和不错的选择。
二、升曙梦及其俄国文学论著
升曙梦是20世纪早期日本俄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有关俄国文学的论著对中国现代俄国文学译介工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陈望道指出：
“升曙梦是日本当代文坛中一个最伟大的俄国文学译者；他以研究俄国文学为全生事业，于俄国文学造诣极深，关于俄国文学的著作与译作也极丰富……像升曙梦这一类伟大的介绍家，在日本自然是文坛的奇功异献者了。但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东亚文坛里的奇功异献者，因为我们中国现代似乎还没有这样伟大的俄国文学底介绍者”。
因此，他的有关俄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在当时极为盛行，并且很多都被译成了中文，他在1933年《写给中译本的序――呈译者许亦非君》一文中这样说：“关于俄国文学的我的著作及翻译，已经译成中文可以在着手翻译，这是我在过去时常从各译者及别方面听到的”。
在大量的中译文中，也包括若干篇有关陀氏的论文。比如：1929年《一般》上的《陀思退夫斯基的地位特质及影响》（罗翟译）；1934年《清华周刊》上的《杜思退益夫斯基再观》（淑平译）；1942年，《文学批评》上的《杜斯妥夫斯基论》（陈秋子译）……除此以外，关于俄国文学的其他中译本中也都包含了大量的有关陀氏的评论，诸如《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等。
他在陀氏研究上的成就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肯定，淑平说：
“像杜氏那样深刻地渗入了在最黑暗的时代里挣扎着的人们的心底里去的作品，原也是最值得研究的可珍的遗产之一。正确的多方面评估这一遗产的新方法与新收获，更是值得介绍的了。在日本文坛上最先肩负了这重意义的，便是升曙梦的著作”。
由此，升曙梦的俄国文学论著也必然地成为时人评介陀氏的重要的参照系。
田汉是中国现代早期陀氏文学的重要研究者之一，他在《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中对陀氏有这样一段评述：
“杜斯脱耶福斯奇在俄国文豪中为最富于牺牲精神者。而其感人深处尤在一身之中备两种矛盾之精神，即认为天使同时即为恶魔，认为极端信仰之殉教者同时即为极端之无信仰者，认为深厚博大之天才同时亦即为残酷刻薄之天才”
这显然是将升曙梦《近代俄罗斯文学的主潮》中的――“陀思妥夫斯奇是俄国文豪中最富牺牲精神的作家。又受了当时自己牺牲倾向底影响，他就显出两种矛盾的精神，在一种迷人的强力中。一面是天使，一面又是恶魔。一面登上了宗教兴奋底最高峰；一面又沦入了无信仰的深渊。（他底无信仰是仰慕宗教太切所致，不是淡视宗教的结果）谁也不至他这样残忍刻薄，同时谁也不曾有他这样博大深厚”――进行的润色处理，甚至所呈现的语言特色和语句中的逻辑关系也是基本一致的。
再看文中的另一段：
“论者谓若以鄂歌梨（Gogoli)代表俄国民之正义，则杜氏代表俄国民之良心。鄂氏写日中暴露之俄国，杜氏写夜间潜伏之俄国。”
升曙梦的《陀思退夫斯基的地位特质及影响》相对应的论述是：
“倘若看郭果里是俄国国民的正义的代表者，那么，陀氏可说是代表俄国国民的良心的作家了。郭氏是描写一切的东西暴露在日光的书间的俄国的文豪，而陀氏是描写被黑暗所蒙蔽的夜间的一个作家。”
可见，田汉对升曙梦的参照大多是一种信手的移植。回想此文在中国现代陀氏研究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得不说背后则有着升曙梦的一份功劳。
张资平的《欧洲文艺史纲》中对陀氏的评述在现代中国学界也有广泛的影响，我们从中也能够找到升曙梦的深刻烙印。
比如该书中对陀氏的一段重要论述：
“‘既忏悔之贵族文学者’，足为之代表的就是�尔斯代，其次为陀斯妥以夫斯基。此等作家之作品及其他都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但根本态度，有点和杜斯涅夫不同。”
对比一下升曙梦在《现代文学十二讲》中的观点：
“所谓‘忏悔的贵族文学者’。可以看做它的代表者的是托尔斯泰。但同一的倾向进行的人，有杜思托伊夫斯基这些作家，在其制作底手法及其他上，是追着自然主义的倾向的；但是在根本的态度上，与屠格涅夫略微有所不同。”
再看另一段：
“在此时代唱爱他主义，把文艺引至宗教方面的就是陀斯妥以夫斯基和�尔斯代。在近代文学者中，像陀斯妥以夫斯基一样的度过艰难生活的人，恐怕再没有了吧。”
以下是升曙梦的原话：
“作为着时代精神底权化，提倡爱他主义，把文艺导入宗教的倾向的，是杜思托伊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近代底文学者之中，没有像杜思托伊夫斯基那样过艰难的生涯的人吧。”
再看二者对《穷人》相关的评论：
“此作品是描写被蹂躏的劳动者。他描这般无识的人们在惨苦之生活中痛洒他们的热泪，这就是他的特色最鲜明的地方。”（张资平语）
“这作品，是描写俄国的所谓‘被蹂躏的劳动者’的，对于那愚直的人们的寂寞的生活及溅以热泪的地方，他底特色很是显著。”（升曙梦语）
……
这种移植现象并不是孤例，在现代很多陀氏文学引介者那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代的陀氏研究基本上都是在重复着他们的观点，鲜有自己的阅读体验。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当时也受到了韩侍桁等人的批评，被讥讽为“剥皮行为”。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条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推动中国现代陀氏研究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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