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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鸣凤记》的文学创作意义|文学创作的意义

其他范文 时间:202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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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明代中叶的三大戏剧中,《宝剑记》、《浣纱记》都进行一定艺术加工而或多或少地曲折地反映现实,而《鸣凤记》却是戏剧史较早、较完整地反映当时政事巨变的作品,这部戏的题材拓展、戏剧表现功能、剧作家们使命意识的觉醒及对后世相关戏曲作品的深远影响都是《鸣凤记》在文学创作上的“里程碑”意义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鸣凤记》;文学创作;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8-0006-01
  一、《鸣凤记》的题材创作意义
  我国古典戏曲因最初多于笙歌鼓吹之场、勾栏瓦舍之中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固题材多为市井爱情、神话故事、民间故事、志怪传奇包括一些历史题材等,但《鸣凤记》是第一部以剧作者所在朝代正在经历的政治变革为创作内容的戏曲作品,具备真实、感人的现实震慑力量。
  嘉靖年间,国土沦丧、生灵涂炭、而严嵩父子及其爪牙赵文华等人不顾国家危亡、贪图私利。而“八谏臣”即杨继盛、董传策、吴时来、张�、郭希颜、邹应龙、孙丕扬、林润,又合夏言、曾铣为“十义”或称“双忠八义”则以舍生忘死的行动和奸佞集团做不屈斗争,《鸣凤记》就是写这场震惊朝野的重大政治事件。据焦循《剧说》(卷三)相传“《鸣凤》传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 �州徐出邸抄示之曰:‘禽父子已败矣。’乃终宴。”如这一记载属实,则《鸣凤记》属草于严嵩势焰尚旺之时,而竣稿于严禽初败之际,初演于严嵩倒台之际。
  这样的题材创作无论在戏曲发展史还是整个文学史上都具有先锋性的划时代意义。茅盾先生曾经指出:“《鸣凤记》在当时它实在不能算是历史剧而是现代生活剧”所以它是当时的“现代生活剧”,理应将它作为“时事新剧”研究,若将其划入历史剧的范畴,既不符合剧作艺术描写的实际,会无意中贬低此传奇的价值。
  二、《鸣凤记》的戏剧表现艺术
  学术界历来对《鸣凤记》的艺术结构颇有微词。早在明代,吕天成在《曲品》中便发出过“稍厌繁耳”的惋叹;刘大杰谓《鸣凤记》“因事件过繁,故结构颇为松懈,主题不很集中,这缺点是很明显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但我们须明白作者需要在剧中塑造和表现的是嘉靖年间那段反严斗争的历史全过程。作者采用以邹应龙、林润为主,以夏言、杨继盛为辅的艺术设计制约此剧情节结构,巧妙将邹应龙、林润安排在一起,通过《邹林游学》相识,因志同道合,结为兄弟,一起并中榜,并共同立下为国除奸的大志,《世蕃奸计》中二人南北分途,历经险境,又重逢共同为国除奸,这样安排省却不必要的纷繁,给人留下二人患难与共、扫除权奸的信念。围绕这根主线和忠奸斗争的主题,将夏言、杨继盛、董传策三人三个不相联系的反权奸斗争故事穿插其中,还安排《忠佞异议》、《鄢赵争宠》、《文华祭海》等闹剧,使忠奸对比,以丑角自嘲,为全剧的沉重色彩增添一抹喜剧性笔调,吸引观众兴趣。把邪恶一方的骄奢淫逸、横行霸道揭露得淋漓尽致,把正义一方的勇敢刚强、大义凛然表现得充分透彻,造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吕天成《曲品》(卷下)评此剧云“记时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可见剧作家在用心地规划设计整部传奇的戏剧冲突、高潮以及事件人物关系,企望此剧能成为逻辑严密、情节跌宕、扣人心弦的大型传奇作品。但因规模较大,人事纷繁杂乱,时空跨度大,且为对所处时事政治的第一部尝试性新作,我们应容许情节不够集中,结构不够紧凑,有些人物塑造得不够典型等一些问题的存在。但不可仅因戏曲首次尝试的不够成熟就完全否认它的艺术价值和表现功力
  三、《鸣凤记》代表剧作家使命意识的觉醒
  作者的创作意图在“家门大意”中就作了明确交代:【满庭芳】元宰夏言,督臣曾铣,遭谗竟至典刑。严嵩专政,误国更欺君;父子盗权济恶,招朋党浊乱朝庭。杨继盛剖心谏诤,夫妇丧幽冥。忠良多贬斥,其间节义,并著芳名。邹应龙抗疏感悟君心,林润复巡江右,同戮力激浊扬清。诛元恶, 芟夷党羽,四海贺升平。
  最后,作者还用四句下场诗作结:“前后同心八谏臣,朝阳丹凤一齐鸣。除奸反正扶明主,留得功勋耀古今”以重大政治斗争为题材,把时政事件搬上舞台,以忠奸的尖锐斗争为内容,正义战胜邪恶为结局,作为明末时事剧的开山之作,对清初传奇作品有启迪作用,作者身处封建专权的社会之中,揭露严嵩父子专横跋扈、残害忠良的罪行,歌颂谏臣忠肝义胆,为国献身的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且作者意识到以昏君为靠山的邪恶势力决非孤军奋战的正义力量所能抗衡,于是作者有意识地描写了一场十个忠臣在朝廷斗争中前仆后继的英雄壮举以表达不屈于邪恶势力的顽强信念。
  文学创作是作者内心意志、精神思考的流露和反映,《鸣凤记》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传统道德的怀疑精神(在第四十一出《封赠忠臣》 [节节高]中既感叹“堂堂命世臣,聚朝廷,矢心重把纲常整,忠魂醒,义气伸,芳名振,非干明圣无聪听,荣枯生死皆有命”以及反抗精神、“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觉醒的力量。作者本身也有这种为民请命、公而忘私的高尚精神。通过创作,戏曲作家们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及社会使命感,理解百姓真正需求的责任意识开始觉醒,开始积极干预政治生活,通过自己的笔,通过搬上舞台的演出扩大影响力和战斗力。
  四、《鸣凤记》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鸣凤记》是一部在题材选择、艺术创作、精神内核等方面有特色、有创新、有成就的剧作,在明、清戏曲史上乃至国内外戏曲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深远影响。作为明清时以当代重大政治斗争为题材的时事剧开山之作,成为明末时事剧的直接先导和艺术典范,《群音类选》、《乐府菁华》、《醉怡情》等戏曲选集,均收录此剧散出。明后期及清代严嵩式的权佞奸臣数见不鲜,此剧演出始终热门,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戏曲艺术家们开始借助于戏曲创作来认识和批判现实,符合中国古代传承久远的文艺欣赏传统。且《鸣凤记》直接启发影响了清初李玉的《清忠谱》、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传奇作品的创作。
  参考文献:
  [1]、[明]吕天成撰.吴书荫校注.曲品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日]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明].王世贞著.鸣凤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张春山.凤鸣朝阳 光耀千古-论《鸣凤记》的几个特点[J].运城高专学报,1996,(2)
  [5]、郭英德.《鸣凤记》时事剧的发韧-《明清传奇史》 选载之三[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报,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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