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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往往因时而异。但在开头处,可能都差不多。 “黄光裕出事”消息传来的那晚,几个朋友正在一块喝茶。众人不免唏嘘,其中一位说:“太可惜了。我要是有一个亿,早回家了。何至于此?”这话我信,相信这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要是17岁的黄光裕听了,大概也会表示同意,没准他会说:“赚够100万我就回家。”
我虽不是黄光裕,但我确信他的想象力和同时代的人相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1986年,他和哥哥来北京闯世界的时候,倒腾过服装,也想过做食品生意,最后才选了卖家电这一行。和当年无数个“个体户”一样,为了生存,什么赚钱做什么。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希望集团刘氏兄弟的履历。1982年,刘永行和三兄弟一道辞去公职,开办养鸡场,后来养鹌鹑,到1986年,才创办“希望科学研究所”,打定主意做饲料。
“就是为了改善生活,其他的哪里想得到。”2001年,刘永行成为当年“福布斯首富”时如是说,同样的话,2004年黄光裕成为首富时也说过。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远超于人们最初想象之外的丰富可能性。
不过,想象力显然并不是决定人生际遇的主要原因,否则大家都发财了,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想象爆炸的年代。
是什么决定了你的成功?这个问题,我在2001年和2004年分别问过刘永行和黄光裕。
“专注、坚持”,千真万确,两个人都用了这样的词。特别是黄光裕,他说:“当年一块做家电的,我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聪明的,但是坚持得最久的。他们都离开了,或者死掉了,最后就剩下了我。”
他们说出了真理,但并不代表全部。因为按照德鲁克的说法,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生命是一个过程,而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的是沧桑和衰老。
小孩子爱笑,因为幸福和快乐是他们最重要的感受。人们今天的问题,就在于把幸福等同于成功,然后再等同于财富。
很可惜,我不曾就幸福这个问题向黄光裕请教,但记得刘永行的回答:“开始的时候,是生活得好一些。现在,是做一个百年企业,让更多的人生活得好一些。”这话虽然境界不低,听起来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也差不太多――我相信黄光裕能够说得更精彩。
最难之处,在知行合一。尤其是成为首富,各种资源开始在聚光灯下向他们聚集的时候。
他们都很勇敢、果决,并且善于学习。这是他们能够在时代大机遇下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但在成为首富以后,两个人的成长轨迹却显著不同。
“他的目光变得深邃,但杀气和霸气也越来越重。”接近黄光裕的人如是说。很多人记得他的光头形象,眼神中透露出“睥睨一切”的气势。2004年以后,年轻的黄光裕以总计数十亿的代价,相继收购了永乐电器、大中电器和三联商社,成为国内家电零售连锁业无可争议的霸主,并一度向主要竞争对手苏宁电器提出合并邀请。“一有机会就出击”“三分把握就做”“要做就做到最大”,这是他的经典话语,他的偶像是李嘉诚。
与之相比,刘永行低调保守得多。“他像一个农民,走到大街上,都不知道他是干啥的。”接近刘永行的人如是说。2003年,他考察了7年的第二主业“电解铝”项目上马,当年不幸遭遇宏观调控,项目被迫停工。“好在我们投进去的20亿没有一分钱银行贷款,慢就慢一点,总有机会起来。”他的偶像是王永庆。
黄光裕追求的是“快”,因此他特别注重资源整合,向外扩张。刘永行追求的是“长”,因此他特别注重管理优化,向内发展。这种企业经营的战略差异也表现到他们的行为举止上:黄光裕跟政府官员以及资本市场沟通密切,而刘永行却主动保持距离;当黄光裕带着众多保镖出席“博鳌青年领袖论坛”时,刘永行带着他的秘书在办公楼里爬楼梯。
可以说,他们都在用行动实践着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行动不同,缘于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不同。在黄光裕看来,既然世界充满无限的可能,为什么不去尝试?而基于对社会历史的长期观察,刘永行可能悲观得多。
不能因为黄光裕此番“出事”,就说“快”不好,因为这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光裕的选择倒是更符合“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即便如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他这一次很难过关”,我也不认为人们会从中记取些什么,因为速度和扩张对于人的诱惑,实在是难以抗拒的。至于刘永行,他的这种冷静和自我克制之所以被人尊敬,只因为绝大多数人无法学习。
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慢》的结尾处说:明日不会来,听众不再有。朋友,我请你做一个幸福的人。而且我隐约觉得,我们唯一的希望取决于你有没有能力做一个幸福的人。
我猜,如果我们能够慢一点,也许就能够记得自己关于幸福的最初想象,大概就会变得幸福一点。
摘自《晚报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