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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持续着的凋零过程。仅这个7月,除了季羡林的辞世,93岁的知名哲学家、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也在11日永远地离开。12日,当人们还沉浸在两位大家辞世带来的震动中,八宝山的礼堂里,已经开始举行另一位95岁老人的追悼仪式,那是有着中国话剧界“活化石”之称的欧阳山尊。
与此同时,这个7月还充斥着浮躁和喧嚣。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和广州体院的校园里,传出了有教授甚至校长学术不端的消息。中国科协也发布了调查报告,称近半数科技人员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过半数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而相当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对此持宽容态度。
1. 由大师相继离去说起
2009年7月11日,这一天是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这一天,两位文化老人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一前一后离开了我们。12日,当人们还沉浸在两位大家辞世带来的震动中,八宝山的礼堂里,已经开始举行另一位95岁老人的追悼仪式,那是有着中国话剧界“活化石”之称的欧阳山尊。
自从7月11日以来,国内几大商业门户网站就把这些消息放在最显著的头条位置。各家报纸也都辟出若干版面,来登载大师们生前的音容笑貌。
众多中央领导人也纷纷转达深切的哀悼。在季羡林的灵堂外,前来吊唁的民众排出了蜿蜒的百米长队,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见过这位老人,也未与他有过接触。还有不少人,通过媒体或博客,翻检出他们从老人那里得来的签名、题字或与老人的合影,追忆与他的哪怕仅仅一面之缘。许多人认为,季羡林是“最后的大师”,中国“从此再没有大师”。
“季羡林带着老知识分子的背影远去”、“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媒体上这样的表述传达出某种怅然和悲凉。许多人向来将季羡林和任继愈这样的老先生,看作中国文脉为数不多的传承与接续者。学者谢志浩更将季羡林视作“中国百年学术地图第三代学者的重镇”。
在上个世纪的文化和学术谱系中,当这位出生于清末的农家子弟1930年入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时,传授学业的是吴宓、叶公超等大家。虽然国学院四导师中王国维其时已然自沉,梁启超也已辞世,但人文传统依旧丰沛。正是在陈寅恪的课堂上,这位年轻人喜欢上了梵文,为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找寻到了最初的方向。几年以后,同样来自山东的小康人家子弟任继愈,乱世之中在西南联大用心攻读中国佛教史和哲学史,为他传道授业的是汤用彤和贺麟。
如今,当两位老人的履历再次被翻检时,人们从中依稀瞥见一个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
这一年代,在几经政治和社会动荡之后,渐渐离我们远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燕园里还能看到那些留存下来的、可被尊称为“先生”的大家。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老先生们校园漫步的景象 :“王力先生戴着厚厚的像啤酒瓶底的眼镜,睿智的脑门油亮亮地走在路上,笑眯眯;宗白华先生是一个长的小小的老头儿,身材不高,走路很慢,似乎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季先生的样子,则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车骑得飞快,个子高,人瘦,风风火火的。”
在冯友兰、朱光潜、王力、陈岱孙等人面前,季羡林自居“晚辈”。学者钱文忠曾目睹这位老人年近八十岁时去给这几位老先生拜年的情景,据说他每到一家,都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
尽管季羡林生前不止一次说过:“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但在他身后,许多人还是毫不犹豫照旧冠之以“国学大师”的名号。也许这样一种说法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社会心态:“如果季先生都不算大师,那么我们还有大师吗?”
“大师”身上种种珍稀的品质又一次为人们津津乐道。弟子晚辈们追述两位大家如何勤勉为学,干净做人。这些追述让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推开朗润园一间公寓的木门进去,季羡林正埋坐在一人多高的资料堆中做学问。据说,他在八十多岁时开始撰写《糖史》,“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人们也知道了,任继愈以耄耋之年,在视力也只有约0.1的情况下,每天凌晨4点起床,从事《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躺在病床上,神志不太清楚了,“还是不断在谈工作,说《大藏经》的事情”。
“他们做学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他们生活本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说,“在这个喧嚣、热闹、浮躁的周围世界里,他们的离去使我感到很悲凉。”
他们匆匆地走了。季羡林先生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言,而任继愈先生,生前则交待过,不出全集、不过生日、过世后不进行很隆重的告别仪式。
只是他们的离去,注定要又一次触痛社会的神经。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这些蜂拥在媒体上的种种声音,无非是在大师远去的时代,一个社会内心的焦虑与纠结。
2. 有关大师的那些事
其实,正如季羡林的弟子所承认,人们大多对这位老人冷僻的学术领域根本没有真正的体认,但这并不妨碍媒体在老人身后掀起一场“解读大师”的热潮。他的成长经历、治学之道、学术成果、生平爱好,甚至他的异国恋情,都以通俗的方式一一罗列。与文化界沾边或不沾边的人士,也都在这个悲伤时刻来述说自己对于大师的理解。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集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于一身任继愈先生,学问精深、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却始终严谨、诚恳、淡泊。老友忆起他:“最难得之处,在于他为国家做的事多,却特别低调,毛泽东夸过他‘凤毛麟角’,他从来只字不提。”同行感念他:“勤奋超出常人,90高龄还坚持每周到国图上两天班,总能看到老先生胳膊上搭着拐杖,提着皮包,走在早晨急匆匆进馆上班的人群中……”在人心浮躁的风气下,任继愈先生坚持“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不当‘挂名主编’”的学术原则,一生为中华文化的建设和积累孜孜不倦,为人与为学都无愧是中国学者的典范。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说,任继愈的生日在4月15日,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个日子,却谁也不敢提出给他过生日。2006年的4月,当任老就要迎来90岁高龄,图书馆几位班子成员一商量,想小规模地、静悄悄地张罗一场寿宴,结果被任老坚决拒绝。
近年来,市面上充斥着“大家”、“名家”的大部头全集,甚至几年前某位80后作家的“全集”也横空出世。而学术著作等身的任继愈先生却坚持“不出全集”,他几度婉拒了出版社的邀请。然而,任老自己“不出全集”,却承担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东方文献》、《新标点二十四史》等重大国家级图书项目的主编工作。
任老是“愚”,还是“迂”?恐怕都是,又恐怕都不是。他在身后为学术后辈留下的一片纯净与清白,值得人们正视。
欧阳山尊是中国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著名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欧阳予倩之子。欧阳山尊在解放前开始从事演艺事业,解放后参加组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担任副院长、副总导演。与焦菊隐、夏淳、梅阡三人公称“北京人艺四大导演”,代表作有《白毛女》《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等。其导演著作以及排练计划书成为了一代一代戏剧人学习的范本。
2007年中国戏剧百年纪念,欧阳山尊曾以年逾93岁高龄最后一次登台演出,在解放军歌剧院朗诵了《过客》。演出中,欧阳山尊是第一个登台演出的演员。他被人用轮椅推上舞台。这段台词不多,却充满了激情,欧阳山尊用尽气力,努力朗诵得声情并茂,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朗诵结束后,欧阳山尊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竟然一下子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转过身来,拄着手杖,在人们惊诧的目光中,一步步自己走下了舞台。这段表演至今让人潸然泪下,也见证了中国“戏剧魂”。
晚年的欧阳山尊曾说:“几年前,医生跟我约法三章,让我做到‘三不’:活动不能多,不能疲劳,不能激动。这对我来说,实在很难做到,对我来说,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总觉得自己是在和时间赛跑,就是想停也停不下来啊。我常常对人说自己是生于忧患,老于安乐,留得余年,报效祖国。”
3. 现今学术界的抄袭事件
与此同时,这个7月也充斥着浮躁和喧嚣。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和广州体院的校园里,传出了有教授甚至校长学术不端的消息。中国科协也发布了调查报告,称近半数科技人员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过半数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而相当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对此持宽容态度。
这些消息就混杂在两位老人辞世的报道、评论和哀思之中。一则评论说:“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大师高洁远去,而纷扰的现实仍在继续。有关学术造假的报道,呈现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状态。今年已来,媒体报道后已被认定为抄袭的有东北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抄袭,上海大学教授陈湛匀抄袭,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论文造假,此外还有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等涉嫌抄袭,另有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控抄袭后被鉴定为“过度引用不当”。
放在一个学术规范尚存的地方,上述事件中无论哪一件都会使事主在学术界难以存身,但为什么一些涉嫌者还可以继续混迹学林,有学术不端行为铁证在案者仍被官方撇清。这样的学界,这样的学人,只能进一步证明了学术污秽的严重程度。
上述事件得以成为新闻,并不表示抄袭属于例外。抄袭是普遍发生的,它可能已经成了中国学术的“潜规范”。抄袭不例外,被人指认出来才是例外。尴尬不在于抄袭,而在于抄袭被指认出来。论文与著作的数量、教授的数量、博士的数量,都在爆炸性增长,学术的进展则是另一回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也许有人会认为,接连爆发的抄袭事件,能够显示抄袭行为的严重程度,因而引发学术清洁行动。然而,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想当然。接连不断的事件,起到的作用,只是使一个被关注的事件迅速从焦点变为非焦点,每一个事件都只是使直接相关者有些不自在,新的事件出现了,目光转移了,焦点被覆盖了,相关人也就解脱了,自在了。
学术抄袭事件被不断报道,原因不在于学术抄袭比之于其它领域的抄袭更加普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有人说,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自我净化的能力,污染的严重程度,在于它既普遍又深入。普遍到无所不在,深入到沦肌浃髓。参照系已经转变,社会行为不以合法性为标准而以不受惩罚为标准,不以道德合格为标准而以道德最丑陋者为标准,不患违触法条但求逍遥法外,不以行为不端为耻而以社会上还有更恶劣的情形自安。
更有担忧者严重声称:学术在濒死之中。为什么很多人对大师那么深切悼念,为什么人们对远去者如此痛惜?除了怀念他们的显著学识和高尚品格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人们对教育和学者的担忧,也反映出一个社会内心的焦虑与纠结。
4.除了悼念,我们还要做什么?
如果说大师的离去是因其可敬、可爱、可赞而让人们悲哀,那么,学术浮躁病、学术造假乱象带给人们的悲哀,则是因为其可耻、可鄙、可恨。诚然,学术评价机制不尽合理,比如有的研究虽然历经数年却未必有成果,因此对论文发表数量的硬性要求就不尽合理,但是,学术评价机制不尽合理根本不能成为学术造假的理由。学术不造假,是研究者的道德底线。
岁月往矣,斯人去矣,大师的终老令我们悲痛 ;学术长河流淌至今,污水注入,泡沫成堆,想到大师难常有,更令人悲叹。悲哀复悲哀,学界当如何?
放眼看去,国内堪称“大师”者已然寥寥。巴金走了,张岱年走了,费孝通走了,启功走了,季羡林、任继愈也相约走了,每走一个,我们都会感伤不已、慨叹万分。如是者三,也不得不反诸问己:我们为何需要大师?没有“大师”的日子又该怎样去过?除了悼念,我们还要做些什么?
是的,这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时代,但需要大师做什么?只是安放我们虚空的内心?只是觉得一个大变革时代要有一批大师来支撑思想大厦?在一个患上“大师饥渴症”的时代,我们看到的却是太多扭曲的“大师文化”。写了几本流行大散文的作家余秋雨,先是被冠名为“余大师”,然后成为凡能写字的人便热衷炮轰的靶子;说不清年龄的文怀沙被文化江湖冠以“五百年来一奇才”的楚辞大师,一旦遭遇“扫堂腿”,昔日吹喇叭抬轿子的旋即成为扒裤者;高校里博导硕导一课堂一操场,但一部《所谓教授》却写尽丑态,剽窃案连发,辱尽斯文……在一个找不到真大师的时代里,大家拼命地“包装”大师、“消费”大师,媒体上顶着“大师”称号的多如天上星,但扒拉来扒拉去,却发现充其量是些懂市场会赚钱的“大腕”,离大师远矣。
置身于如此喧嚣当中,我们焉能奢望依靠一两个“大师”以特立独行的姿态为我们高举起精神的旗帜?“大师”的确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峰,但他立于潮头,身后需要一个人群、一片土壤。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大师是对大师身份的焦虑追求而成名,同样的道理,未来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渴求”大师而批量生产。忧虑者所能做的,只是约束教育界的急功近利、涤荡学术界的浮躁风气、唤醒思想界的独立人格……让每一个潜在的季羡林“向前走,向前走!”
没有大师的日子也是日子,我们仍然要如常去过。怎样如常?持续坐在电视机前看泡沫?继续容忍家中没有写字台?延续上网点击“性趣”的传统?坚决让下一代把课本背穿?是的,我们不指望每个人都成为大师,但我们得能看到大师成长的“苗头”,当一个活生生的大师站在面前时,我们得有学识与修养,去认识大师的存在。没有大师的日子里,我们要把自己当成“大师”,以季羡林们的“内心之镜”来照亮前方。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诚祈望:真正的大师就在我们身边寂寞而顽强地成长,他注定将与这个匆忙的时代擦肩而过,却将在尚未到来的时代里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