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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语堂性灵散文观的形成]林语堂的散文

个人总结 时间:202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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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林语堂性灵散文观形成的个人因素,包括家乡自然山水对他性格和为人的影响、父亲对他在西学和性格上的影响、好友周作人对他在散文观方面的影响等。   关键词:林语堂 性灵散文观 个人经历
  
  一种文学观的形成往往交织着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社会、文化、制度、个人等等。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中认为,历史过程中的结果,不是由哪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的,它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能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出一个 “总的结果”、“总的合力”,即“历史事变”。①本文主要探讨林语堂性灵散文观形成的个人因素。
  从个人因素来说,林语堂性灵散文观的形成与自然山水,尤其是家乡漳州的自然山水、父亲及基督教家庭和好友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一、自然山水的影响
  林语堂曾经回忆对他一生影响最深的事物时说:“影响于我最深的,一是我的父亲,二是我的二姐,三是漳州的西溪的山水。最深的还是西溪的山水。”②对于家乡山水的影响,林语堂认为:“童年时这种与自然接近的经验,足为我一生知识的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一为社会的伪善和人情之势利互求比较,至足为我鄙视之。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子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③林语堂后来的思想倾向于老庄的道家思想,“他主张重返自然,因而逃遁这个世界,并反抗狡夺自然之性而负重累的孔教文化。其次,他主张田野风的生活,文学,艺术崇拜,原始的淳朴。第三,他代表奇幻意向的世界,加缀之以稚气的、质朴的‘天地开辟’之神话。”④“道家哲学常与遁世绝俗、幽隐山林、陶性养生之思想不可分离。从这点上,吾们摄取了中国文化上最迷人的特性即田野风的生活,艺术与文学。”⑤而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主张与自然山川、道家思想关系密切。他说:“所以真是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⑥
  林语堂的性灵思想主真、主超脱都与家乡山水对他的陶育有关,当然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那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更详细地体现在了《发现自己:庄子》《情智勇:孟子》《玩世、愚钝、潜隐:老子》《“中庸哲学”:子思》《爱好人生者:陶渊明》中,体现在了他对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的山林生活的向往。在《〈苏东坡〉原序》中,他认为道家思想是简化人生的。王兆胜在《林语堂大传》中这样评价家乡山水对林语堂的影响:“林语堂晚年曾写过一篇散文《秋天的况味》,提及家乡的青山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对烟气自由的理解和行云流水的笔调,实际上是以家乡山上的云雾为前提的。没有童年家乡山云的渗透,林语堂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林语堂作品饱满浓郁的浪漫深情,也离不开墨绿墨绿的青山。”⑦
  
  二、父亲的影响
  王兆胜在《林语堂大传》中指出,“林至诚对林语堂的影响非常之大。在相貌、性格、气质、感情、自由的天性和人生的态度等许多方面,林语堂都酷似其父。”⑧纵观林语堂的一生,父亲的影响确实至关重要。在林语堂看来,“父亲是个无药可救的乐观派,锐敏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而诙谐。”⑨林语堂也未尝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生观里重要的一条就是生活的享乐,他的散文有很多关于享乐的文字,如《快乐问题》《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金圣叹不亦快哉三十则》《心灵的欢乐怎样》《日常的娱乐》《论趣》《笑》《谈海外钓鱼之乐》等等,他主张道家思想、性灵文学,这一派文人都具有乐观豁达的思想,如老子、庄子、袁中郎等,他后来的性灵思想不也是主张悠闲乐观、自由自在吗?林语堂的父亲是个理想化的人,他想让孩子们受最好的教育,当他的儿子们上学的时候,他认为当地的私塾学校都不够好,于是把他们都送到了厦门去求学,还想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圣约翰大学“甚至梦想到英国之剑桥、牛津和德国之柏林诸大学”⑩,对于一个乡间牧师来说,父亲的想法确实太遥远、太不切合实际了,然而林语堂的父亲却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把几个儿子都送到了圣约翰大学读书。正是父亲的理想为林语堂学习西学、了解西方文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为林语堂进入清华,后来到西方留学提供了机会。父亲是个理想化的人,林语堂同样是个理想化的人,他提倡性灵文学,主张超脱思想。父亲对林语堂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那就是西学的启蒙。由于林语堂父亲是个牧师,因此时常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特别是传教士来访,常常会带来新的西方文化信息,林语堂在自述中说:“我最先和西方接触是在一对传教士住在我们家访问的时候。”{11}一个叫范礼文的牧师和林语堂的父亲是好朋友,他常常会给他们寄来各种书、小册子,从小与西方文化接触,而且父亲鼓励他们学习西学。父亲对林语堂一生的影响都非常的大,林语堂各种文学观点的形成都烙下了父亲的影子。
  当然父亲对他其他方面的影响也不少,如父亲爱众人是真心真情地爱他们,林语堂性灵散文关也讲究真情感,父亲的平民思想也影响了林语堂的平民思想偏向道家简朴的思想。
  
  三、好友的影响
  林语堂的性灵散文观的形成与其好友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对林语堂影响至大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原名魁寿,字星杓,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散文方面,“早在五四初期,周作人便主张散文随笔要絮语化、闲适化,倡扬一种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12}周作人对林语堂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林语堂通过周作人不仅认识并接受了中国古代性灵文学的文学主张,也同时接受了周作人的性灵散文观。1931年,周作人将自己在辅仁大学的讲稿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由北平书店出版。在该书中,周作人提出了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口信腕,皆成律度”的主张,并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直接溯源于明末公安派,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13}。周作人在继承中国古代性灵文学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散文观,他认为“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是无为而为的,“在文学领域内,马上又有了两种不同的潮流:甲,言志派;乙,载道派。”{14}“写文章时不摆架子,当可写得十分自然。好像一般官僚,在外边时总是摆着官架子,在家里则有时讲笑话,自然也就很真诚了。”{15}《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在林语堂手里得到了充量的发挥。林语堂在《小品文遗绪》中说:“周作人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推崇公安竟陵,以为现代散文直继公安之遗绪。此是个中人语,不容不知此中关系瞎辨。……此文声调,非周作人声调而何?有耳者当能闻见,无耳者强辩,亦如井蛙语海,夏虫语冰尔。周作人得力于明文,肚里有数码也。”{16}在《新旧文学》中又说:“近读岂明先生《近代文学之源流》,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公安竟陵派,而将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龙、袁牧诸人归入一派系,认为现代散文之祖宗,不觉大喜。此数人作品之共通点,在于发挥性灵二字,与现代文学之注重个人之观感相同,其文字皆清奇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独特,且类多主张不模仿古人,所说是自己的话,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志的’、‘抒情的’;所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是恰当不过的话。”{17}在《小品文之遗绪》中,他又说:“周作人不知在哪里说过,适之似公安,平伯、废名似竟陵,实在周作人才是公安、竟陵无异辞;公安竟陵等皆隶于一大派,而适之又应归入别一系统中。”{18}
  第二,周作人对林语堂创办性灵文学刊物《人间世》的帮助。1934年4月,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就将周作人拉来做广告,对此,王兆胜在《林语堂大传》中分析得好:“这是因为:第一,周作人最早提倡‘闲适’和‘性灵’的小品文,也是最看重文学的‘无用之用’精神的。第二,林语堂与周作人关系一直不错,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周作人不痛打落水狗的‘费厄泼赖’精神,林语堂即引为同调,并给予积极支持。第三,周作人在1933年初正值五十寿诞,他将自寿诗二首分赠友人,林语堂也在其列。这两首很有‘小品文’精神的打油诗,闲适从容中包含了自由的个性,尽管有些隐曲,但极具性灵,为林语堂所喜爱。”{19}
  第三,沈启无的《近代散文钞》也是通过周作人而被林语堂认识的。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附录中,周作人把沈启无的《近代散文钞》的目录附于其上,上面皆是公安、竟陵派的文章。林语堂读后,显然受到极大的启示,所以他说:“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下卷,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20}“数月前读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钞》二卷,得其中极多精彩的文学理论,爰著《论文》篇,登《论语》十五期,略产性灵派的立论,意犹未尽,屡思续作,不图一期过一期,至今未果。性灵二字,不仅为近代散文之命脉,抑且足矫目前文人空疏泛浮,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21}
   第四,周作人对林语堂文学思想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个性的文学》《美文》《贵族的与平民的》等都影响着林语堂,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主张与这些观点都十分相似,他是周作人的跟随者与充量发挥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6页。
  ②③⑨⑩{11} 李辉主编:《林语堂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第4页,第76页,第11页,第33页。
  ④⑤ 寇晓伟编:《林语堂文集》第八卷,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第113―114页。
  ⑥{20}{21} 沈永宝编:《林语堂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第42页,第48页。
  ⑦⑧{19} 王兆胜:《林语堂大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4 页,第7―8页,第153页。
  {12} 陈剑晖:《“五四”时期的“性灵”散文思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3}{14}{15}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书店1931年版,第102页,第34页,第42页。
  {16}{17}{18} 寇晓伟编:《林语堂文集》第十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180页,第245页,第161页。
  
  作 者:王磊,文学硕士,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美学。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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