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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前，在《野火集》序言里，龙应台说：“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做官了。”有趣的是，历史不理会她的预言，事实上不仅有人请她出来做官，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官越做越大。
海峡两岸驰名的作家龙应台最近从香港回到台湾，正式接掌“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建会）主任委员，引起海峡两岸三地高度关注。文建会即将于今年5月改制成为权力更大、资源较多的“文化部”，龙应台也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
这不是龙应台第一次当官。此前是在1999年底，当时在台北市长马英九力邀之下，从德国回到台湾筹办并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2003年初未再续任，又恢复她的学者和作家身份。
相隔13年两度为官，从“局长”变成了“部长”，同样都主管文化事务，也同样是呼应马英九的召唤，没有人知道龙应台这次会当多久，何时会恢复她的作家身份。
二度为官
新官上任后的龙应台会放哪三把火还有得瞧，而且她显然不会只放三把火而已。
作家龙应台可以挥动如椽大笔，放言批判，点出问题而不必负责解决问题。身份从作家转换成官员后，龙应台曾告诉媒体记者，当官后她才发现“大立实在要比大破难上百倍”，建设比破坏困难，批评比做事容易。
自视甚高、颇有傲气的龙应台，曾说过自己是“现代的身体住着‘五四’的灵魂”。13年前首度为官之时，直率耿介的文人风格一时难以适应官场生活。
局长龙应台很拼命，一天花15小时处理政务，工作压力大到失眠、食欲不振，没时间运动，也一点一滴失去了她最珍惜的发声批判时政的权利。
上任第一个月，因为议员陈淑华质疑她不是台湾人，她高举右手大喊“我抗议”的惊人之举，大大撼动台湾政坛。外界不了解的是，龙应台磨合了3年，怎么还是学不会政坛上那套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处，龙应台手握拳头。她学着压抑自己，但这些挫折还是一度波及到“老板”马英九，上任两三个月不到，马应九就会在半夜接到龙应台的求救电话。
这次接任“文化部长”新职，当官似乎对龙应台仍是艰难的决定，她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咬牙下决定之后，已严重失眠，每天心情沉重，好像戴着头盔要去当兵，或者是高空跳水。
但龙应台说自己此番已有深刻反省：10年前做不好的是自己态度要调整，希望这次可以做到。
对于龙应台二度为官、出任“文化部长”，台湾文化界包括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重量级人士普遍都抱持正面看法，对她寄予深切期许。但“这份期待非常复杂，”作家陈文芬非常感慨地提到，“当年议会议员想博版面上报，骂哭龙应台，那是48岁的龙应台。60岁的龙应台要有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精神，气贯丹田，声震议场……我盼望她有面对马英九团队的能力与勇气，最大的敌人是执政团队胜选而对体制的怠惰，对正义的口是心非。”
知识分子的傲慢
擅长社会批判、拆解威权，同时不信任政府的龙应台对马英九特别优待，甚至独厚马英九。她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马英九的感谢和称赞：“感谢一个具有文化视野、宽容大度的市长，我才能放手挥洒。”
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直面权力、说真话，但连龙应台在当官后也不得不改变，例如虽然她对马英九施行废公娼、取缔摇头吧的政策作为颇不认同，但为了“顾全大局”，身为下属的她曾说这种事只能“关起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外界不清楚的是，在那道关起来的门后面，龙应台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异议？马英九如何回应？意见未被接受时，她“生气”了吗？据理力争了吗？还是就这么算了？
龙应台恪守的这种官场伦理，确实是一般官员的为官之道，龙应台侧身其中也比照办理，是有其不得不然，但对于官员龙应台抱着更高期待的人难免感到失落。
回到1999年马英九飞去欧洲、夜访龙应台德国居所请龙当官时，龙马两人之间曾有的一段对话：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龙应台踌躇再三，最后终于回台从政。但外界也有人担心：从文化人变成政治人，她的转身，会不会变成从属于政治、为政治利益服务，而失去知识分子独立精神；那样的话，转身等于是弯身，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被政治这个肮脏的酱缸所渍污？
减法美学
二十多年前，龙应台曾在《野火集》里说，“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她也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发出这样的喟叹和呼吁：“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小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座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当了台北市文化局长后，她不能像过去只作批评，而是有责任让这个城市变美，变得更有文化。她怎么做？
一般官员喜欢用“加法”，龙应台用“减法”。她不热衷盖新房、拆老房，更重视“隐性”的文化建设。她不迷信砸大钱，更信细水长流。她逐渐收敛脾气，不断开拓创新的视野。
3年文化局长任内，龙应台用她的努力与胆识，将台北带进新的文化境界。局长龙应台带来了新的文化观念，包括提倡“台北学”，重视台北最宝贵的城市特质，也就是“人文的厚度”、提倡文化平等权，推动艺术人文向下扎根，她看重历史记忆，重新再造了许多被弃置或未被善用的文化资产。
局长龙应台敢为天下先，推动“亚太文化之都”，为台北在亚太文化地图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为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驻市艺术家高行健、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
她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私底下，龙应台是个怎样的人？
在一位曾近身观察龙应台的朋友看来，龙第一次当官的经验应该是不愉快的，“但她似乎就有她平衡的方法。而且她和文化界的朋友关系, 比历任文化事务主管官员都更为真切深刻。”
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当官，她的人味还是比官味重得多，人的血性压倒官的僚气。“另一点很难得的是，”朋友告诉我，嫁给德国人并旅居欧美地区多年的龙应台，“至今只拿一本台湾的护照，没有变成美国人，也没有变成德国人。”
“部长”的考验
龙应台毕竟是文人，文化政策理念清晰，具有足够的高度与宏大的格局。
2008年5月初，正值马英九当选“总统”、尚未就任之际，龙应台在《中国时报》发表另一篇长文《文化，是什么？》。文中提及她在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如何在半夜三点市议会审查预算之际，被要求回答议员突如其来的“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龙应台答道：“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龙应台在文中指出，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而自由需要文化政策的制度保障才能长久，属于公民的文化平台得以建立，是看不见的工程，是“立国”的依据，更是支撑民主前行的力量；这个道理，龙应台说：“很少人认识到，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扶持关系，像水载着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顺行。”
从局长龙应台到“部长”龙应台，中间相隔了将近10年。二度为官的龙应台，与前一次当官会有什么不同，令人拭目以待。她要面对的是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在蜜月期过后媒体也会开始使用放大镜检视她的言行举止和施政表现。
其次，她的层级变高，衙门变大，可支配资源变多的同时，责任也变得更大了，因为她这次要照顾的不只是文化资源原本就很丰富的“首善之都”台北，而且有许多文化资源相对贫瘠的台湾中南部穷乡僻壤、农渔小村。
不过，龙应台对这些地方并不陌生，她本来就是生在台湾中南部乡下也长在乡下的孩子：她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住过高雄县茄定乡和苗栗县苑里乡，在台南市念完高中和大学。在这次就任时的谈话里，她表达了对城乡文化资源分配贫富悬殊问题的高度重视。
文化政策的要旨，不在规训、指导人民如何变得更有“文化”，而在于让人都拥有创作和欣赏的自由。
“文化不是一块石头投入水杯，而是一块方糖溶于整杯水，”龙应台引用法国首任文化部长马乐侯的话说，“法国不是一个文化部，而是四十四个文化部。”当文化部推动的文化政策渗入整个政府，成为所有其它部会共同投入资源协力推动的工作，就是方糖渗入整杯水的调和作用。
她说得很对。
但龙应台应该也知道，1959年就任文化部长的马乐侯，直到卸任之后仍无法让文化政策免于长期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长期陷入统/独、南/北、本土/文化、菁英品位/庶民品位、公共服务/商业营利之争的台湾，以及越来越明显可见的财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另有所图，文化霸权力量为文化资源的掠夺与垄断，如何摆脱竞放华而不实、高空烟火式的文化政绩工程，都是龙应台即将要面对的天人交战。
相信她对这些早有自觉，她也清楚知道，恶性商业竞争的新闻媒体也正在啃噬文化：“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变为虚假和童呆式的愚蠢统治？”
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无法与政治绝缘。关键在于，民间也正这样高度期待着，“部长”龙应台能兼容并蓄，这次不只应放下身段，也应有所作为，同时扮演好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角色，让政府的力量为文化打工，让政治为文化服务。
（江侍书荐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