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gzsclpt.com--个人总结】
长期以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向来宣称新闻与政府、政党的完全独立，政治上不偏不倚，宣称新闻记者在新闻报道时严格忠于事实，宣称国家资助的媒体不服务政府利益等美妙的“神话”。然而班尼特的《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充满了对美国新闻界所谓客观、中立、公正等等自我标榜的品质毫无情面的揭露和批判。
�我对于新闻、纪录片等等这种打着真实旗号进入人们视野的文本，向来心怀警惕。因为越标榜自己客观真实中立的，越有可能隐藏不为人知的主观立场和虚假事实，而且这种遮蔽由于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而愈难为人察觉何谓“本质真实”呢，通俗地说，就是价值的意义高于事实的意义，要融价值判断于事实判断中。这种不讲逻辑的混淆事实与价值两者关系的观点即使是今天在新闻研究中仍然占据一席之地。
�在日益尖锐的媒介批评面前，新闻专业主义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尴尬处境。关于新闻专业主义，我想首先从新闻的真实性谈起。正如班尼特所说，“认为新闻的真实与每个人看到的真实一样，忽略了一点，即价值冲突和矛盾信息正是贯穿政治的两大主题――如何以‘事实’的名义来说明不同的社会群体采取行动。”如果在这里用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尺来看，这些媒体的行径根本就是南辕北辙。但换作政府、财团力量和社会需求等逻辑，就很好理解了，而新闻专业主义在这些外界因素立场强力笼罩之下是非常弱不禁风和微不足道的东西。
�信息公开并不是信息公开本身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一些特殊事件的真实信息的公开很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震荡和恐慌。这便是执政者和作为喉舌的新闻工作者的思维模式。当然也可以从反面去批驳它是对群众的极度不信任和政治精英主义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多时候这种逻辑是不可规避的，即使是在最标榜自己的新闻民主的美国也一样。任何社会环境中都存在这样的信息盲点，而且将永远无法知道究竟哪些信息被封锁了。
�比如大家津津乐道的水门事件，这是西方媒体“扒粪运动”的一个伟大案例，但又有几个人了解，为什么尼克松可以成功地使用窃听手段？为什么“深喉”会把这个事情泄露出来？“深喉”的主观动机是什么？水门事件会不会是政治斗争的一个产物？没有媒体去探讨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制度性漏洞和这种揭发行为背后的原因。
�其次，新闻报道的倾向。班尼特指出美国新闻风格有四种极为重要的倾向性，而在我看来这四个倾向性一样适用于描述我们的新闻实践。
�第一，个人化。即在报道中突出个人因素，偏好人情味的角度，而弱化制度社会和政治背景的新闻倾向性，把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简单化、表面化，从个人的奋斗和成败的表层上进行报道，有目的地对受众进行情感诉求。个人化的新闻促使人们从个人中心的角度而非关注社会的角度理解政治问题。这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把公众培养成了被动的看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人们很难越过拥挤在报道镜头前的众多“演员”看清新闻事件的整体背景，很容易把复杂的社会问题个人化。比方说在重大历史事件上对领袖的个人形象塑造，而不是对事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和思考。
�第二，戏剧化。新闻的戏剧化，使得新闻报道重视危机而轻视常态，重视现在而轻视过去或未来，关注中心人物之间的冲突或关系，兴趣集中在丑闻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影响，而对整个时代存在已久的一些问题如不平等、饥饿、能源损耗、人口压力、环境恶化等等缺乏长期关注。只有当其严重性积聚到一定惊人的程度，有可能引发饥荒、萧条、战争或革命，并进而爆发社会动荡时，才有可能进入新闻报道。但这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并且报道并没有深入挖掘问题起源、解决措施等。它重视的是事件和危机本身，而不是形成事件和危机的过程。
�戏剧化作为一种吸引受众的手段，目的是把他们注意力转移到事件的深层背景上来当然很好。但如果只是一种廉价的情感工具，那事件的深层次意义，就很容易被湮没在表层的情感波动中。这会使得人们在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毫无心理准备和手足无措。
�第三，片断化。这点是正是前两点加上刊登空间和播出时间限制所导致的，事件之间和事件与背景之间彼此孤立没有联系，信息的支离破碎，很难在受众心中构成一幅关于世界的整体图景。
�此外，新闻的时效性也是一个问题。一个是报道形成的时间。报纸的按周或日出版的硬性规定不可避免地让截稿期限成为新闻报道的一条杠杆。这可能导致，一方面有可能因为某段时间内重大新闻频发，而报纸的版面有限，这里就存在对新闻素材的筛选问题，很可能造成一些信息无法全面或详细地传达给读者。另一方面，并不是任何时间都有充足的新闻素材，报纸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固定而稳定的新闻源，比如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商业机构等等，而这些消息来源使得新闻议程的“被建构”和新闻事件的“被策划”成为可能，很大程度损害了新闻报道的独立性。
�另一个是报道影响的时间。新闻往往关注的是短期的重大事件，而对于掩藏在事件背后的长期形成原因和后续发展缺乏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很多时候，只是光看表面的热闹和喧哗，却忽视对其背后深层动因的挖掘，以及对事件未来走向的持续关注。我不记得是焦点访谈还是新闻调查，曾经做过对之前一段时间报道的回访，发现当时反映的很多问题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人们的关注，但并没有带来事件本身的改观。新闻的生命周期一过，“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这让我不由地怀疑，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个案报道究竟有没有推动制度的变迁和改善还是仅仅通过舆论压力解决了那些新闻主角的个人问题？还是甚至连他们的个人问题都没有解决？如果说对官僚的揭露和批评只造成了个别腐败官员的下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声援只带来某些个体境况的改善，而掩藏其后真正的根源和容器――体制从未动摇过，那么这种所谓的进步，恐怕也只是一种媒体幻象吧。
�第四，权力-无序的报道模式。班尼特认为，“权威-无序”模式使得传媒更热衷于报道社会的负面现象，这种关于社会秩序受到挑战的新闻模式反映了隐藏在新闻组织内部的经济决策的驱动作用。但是无论报道是偏重对权威的信任和对社会秩序的信心，还是偏重对权威的不信任和对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样的新闻倾向排斥了所有对事件其他可能性的解读方式。
�不光如此，更为糟糕的是，由于新闻报道多数情况下都是偏重负面问题，“权威-无序”的倾向性可能发生歪曲，在反映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产生严重的误差。这样的日常新闻不管是侧重正面还是负面信息，都无法正确、合理地反映社会和政治现实的问题、帮助公众对问题理性地形成看法、得出结论。
�长期以来，新闻都是博弈的产物。新闻生产和社会机制存在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即使在我国，新闻自身也存在的很多问题，也并不是靠单纯要求新闻人遵循一套新闻专业主义的准则就可以解决的，而是政治、商业、社会、个人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所以脱离开社会大环境和人的自身局限性来谈新闻的真实和客观，是无济于事的。
�由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悖论再反过来看我国的新闻事业，同样也需要探讨当前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困局背后的逻辑和动因，然后再通过对这种逻辑和动因的剖析来反思如何让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成为可能的问题。
�新闻专业主义不应仅仅是记者自我标榜和自我膨胀的道德标签和精英把戏，而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和毅力去坚持和贯彻的信念。新闻要更加公共化、更具分析性、更有历史深度、更有批判性、更能反映问题，归根结底，面对新闻专业主义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