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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留日生活对郁达夫的影响是巨大的。1913年至1922年长达十年的时间，郁达夫广泛接触到日本社会生活并最大限度地汲取了日本这座东洋之国提供给他的文化宝库。郁达夫留日期间的种种心理体验对他散文的基调以及小说中人物的心态产生了强烈的影射作用。本文将具体分析郁达夫散文中的悲剧意识与早期小说中的自卑心态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留日生活 悲剧意识 自卑心态 性爱思潮 日本女性 溯源
作者简介：余石楠，女，1990年11月7日生，汉族，北京人。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0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8-0181-01
郁达夫散文中常流露出一种怀乡的情绪和漂泊异乡的孤独之感。他的内心总在飘摇之中，有时他尽量忘却一切，为自己寻到瞬间的幸福，但是偶尔瞥见的一幅“农家团聚图”就会把一点可怜的幸福搅得七零八落(《还乡记》)；有时一只勇敢扑火的灯蛾的启示，又会使他振作起来，努力驱除“对生的厌倦”（《灯蛾扑火之夜》）。郁达夫的散文是一部“漂泊记”，表现出浓浓的悲观情绪和悲剧意识。
郁达夫小说中也表现着一种自卑的心态。《银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因为静儿丢下他去与别人说笑，而像“伤弓的野兽一般，匆匆地走了”；《沉沦》的主人公也是因为侍女丢下他去接待其他客人，而发誓“我再也不爱女人了”。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第三者的介入会衬托出自己的卑下处境，而唤起主人公自伤、自悼、自怜的自卑情绪，导致主人公的自辱自败。饮酒、做梦、幻想是郁达夫小说主人公排解自卑的自欺方法。当欲念和渴求抑制不住、解脱不掉的时候，他们就借酒浇愁来抑制精神的痛苦，他们会下意识地借助想象来解实在的饥渴，也会通过梦来缓解内心的紧张。这些正是由自卑症者感到自己无能去满足内心要求的潜伏的恐惧所决定的。
一、弱国知识分子的凌辱之苦
郁达夫那个时代，日本曾被一代知识分子想象成寻求知识的诺亚方舟。然而真置身日本，方舟却成了苦海。郁达夫在日本的那段耻辱的留学生活，是他小说中自卑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他进入创作状态不可或缺的刺激条件。在日本的郁达夫忍受着大和民族的鄙薄和歧视，更深切地感到由于祖国的软弱所带来的割心的绞痛。他曾说及那时的心情：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度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1]郁达夫曾经说过：“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2]郁达夫在日本受到的压迫和欺侮，使他那单纯而脆弱的灵魂受伤了。“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临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来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3]在日本，郁达夫遍尝了弱国子民的屈辱与悲哀，他在固有的自卑天性上，又承受着一重民族的自卑感，心里充满了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二、日本女性与“性爱思潮”的影响作用
郁达夫留学日本的时代，正是性爱思潮在日本高涨的时代。他曾说：“性欲与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4]郁达夫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首先引起他注意的便是日本女人。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日本女人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郁达夫同日本女人的接触不是一种磊落的交往，有时甚至带着消极的因素和变态的成分。这种变态的成分首先体现在郁达夫心态的不平衡这一点上。他在与日本女人接触过程中失去了心态的平衡，失去了一个男人不可或缺的自信与自尊。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日本社会，日本女人的地位是地下的。然而，性别上低下的日本女人却由于种族上的优势而对郁达夫表现出歧视的态度，郁达夫在性别上的优势与种族上的劣势使他更加感到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欺凌。正如他所说：“感觉的最深切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那一刹那。”郁达夫在与日本女人的两性关系中所受到的鄙夷与歧视，以及所处的被对方控制的地位，使他内心充满自卑感。
郁达夫由青年过渡到成年，在性方面的醒觉是在异国、与异国女子发生的。对于一个青春期性欲膨胀且极为敏感的男性来说，极易沉迷和放纵。但肉体的欢愉和精神的高昂始终不能相融，酒与情色给郁达夫肉体上带来快感的同时，反而增添了他精神上的颓败之感。他是备受侮辱与歧视的弱国子民这一事实没有改变，所以性的享乐不是真正的解脱，只是一种麻醉自己和逃避现实的方式，只会给精神套上苦闷的枷锁。日本的性爱思潮以及日本女人对郁达夫的影响是消极的，这也是他散文中的悲剧意识和小说中自卑心态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纵观日本的留学生涯，郁达夫的创作之路是充满艰辛与痛楚的，文学创作的成果往往以自我心灵的苦闷压抑甚至扭曲变态为代价。但无论在创作道路上还是人生的跋涉中，郁达夫都没有凝滞于孤独与悲凉的沉沦，而是通过对悲剧意识和自卑心态的揭示，勇敢地为痛苦的灵魂高声呐喊，他是一个历经了心灵的炼狱的坚强的斗士。
参考文献：
[1]、摘自郁达夫《忏余集》中的《忏余独白》
[2]、摘自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
[3]、摘自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
[4]、引自 《郁达夫・文艺鉴赏上之偏爱价值・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