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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分子堆里，梁启超的才能无人能及，24岁时就名满天下，袁世凯对他的才华敬佩有加。“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12年之后，梁启超在袁世凯函电不断地催促下，回国就任法务次官，袁世凯在梁启超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给予梁启超空前的礼遇、让他住贤良寺，那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时住的地方，给予一个手无寸铁只有一支笔的梁启超这样的礼遇，对于善玩政治的袁世凯来讲，肯定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
知识分子总是有知识分子的可爱，他们不复杂，看问题总爱从好的方面去考虑，不愿把人看得太坏。梁启超并不知道袁世凯重用他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善良地认为“回国后袁世凯待我不薄，若投身政治，则组党为一途，可以聚集同道磨砺思想，中国社会最易消磨人物，此种污浊空气今就胜昔，如不抵抗，仍是病国病民”。他一心想要通过袁世凯这个权倾天下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名义下，用专制的手段，把中国引上宪政的轨道，既不知道袁世凯的居心何在，也不知道袁世凯内心里是怎样看待他的。
熊希龄出任总理组阁，梁启超要做财政总长，与熊希龄共进退。结果，袁世凯拿出的总长名单里根本就没有梁启超的名字，在熊希龄的再三力争下，才让梁启超做了个教育总长。梁启超坚辞不就。没办法，熊希龄又只好向袁世凯说：“请让出财政。”袁世凯说了真话：“我说梁启超做不好的，书生会说会写会饮酒会骂人，如此而已，明白了吗?”熊希龄还在力争：“不明白，梁启超著作等身，尚未一试怎能就判以万万做不好呢?”袁世凯说：“他文章写得越多，就越是做不好。比如去五国银行团借款，他是反对的，因为以理论观之实属大不该之举。可是我只要钱，没有钱怎么派兵到南方去打仗呢?一个财政总长，我要他去借钱，他不去，跟我论理，写文章，甲乙丙丁如何不该借，我要他何用?”
袁世凯还算坦率，把他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他不需要一个正确的是非标准，为他的目的服务是他选人用人的惟一标准。这也不是袁世凯这个权力者一个人的用人标准，我们不要以为权力者做出的某些错误之事，是他们在不清楚不明白形势下做的。那只是对他们的低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们明白得很。如果，权力者都能按照真正的是非标准去做，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不得志之人，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冤假错案，更不会出现历史性倒退的现象。权力者个人阴暗的目的，是一切罪恶政治之源。
摘自《合肥晚报》